「魚刺客」作為大南方多元史觀的重要性

前言

我並不擅長從一個外部的角色進行分析或評論，比較喜歡花時間和藝術家相處聊天，再從這些過程分享些觀察和想法，希望傳遞的是很貼近藝術家心聲的內容。但事實上，（也很遺憾的）我從未有機會見過魚刺客的核心人物李俊賢老師本人，也從未親身體驗過在海產攤交陪的盛況，甚至和魚刺客部分成員見面、聊天的次數，都比見他們作品的次數還少。但也正因為處在外部的角色中，用旁觀的方式去感受，才越來越有感觸，他們「作為大南方多元史觀的重要性」是何等重要。

本篇文章，是因受邀魚刺客展覽《島民狂宴—鮮！把場子嗨起來》的座談活動而撰寫，我並非針對魚刺客成員去做個別討論，而是希望能用較廣的面相，去提出更多可以被討論的方向，因魚刺客作為一個從地域性出發，且集結多元身份、題材與媒材，卻有相同目標———以「海島、海民、海洋」為命題的藝術團體，相信對此時刻的我們，甚至長遠來看，對未來的臺灣藝術史，相信是重要的環節。當然，還是很感謝策展人林昀範的邀請，給我一個機會試著從外部角色整理些觀察，也謝謝當天和魚刺客成員在座談中的交流，從內部的觀點讓我能更認識這一群為了臺灣島在持續發聲的他們。

魚刺客的身份及地域

「名字一旦被奪走，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」

這是宮崎駿21年前的動畫長片《神隱少女》中，相當經典的一句台詞，之所以經典，是因為在這句台詞裡，隱含著我們身而為人，非常重要的兩件事：「我是誰？」、「我的根在哪？」，也正是魚刺客發展以來，每一位成員有著高度意識及認同的出發。

所謂的「我」以及「根」，對應著「身份」及「地域」時，回應的是魚刺客成員彼此多元的背景、多重的角色、體制/非體制的訓練，再由這樣的身份從各自成長的家鄉作為起點為啟發的深度省思，而這樣的組合，看似在海產攤愜意、把酒言歡形塑的「魚刺客」，其實皆是在相當具有凝聚力的共識下促成，也可以說「海產攤」交陪的景況，已經先奠定了魚刺客一部分「根」的模樣。若說起是何種共識，覺得甚至可回溯到1986年去到紐約的李俊賢，以及1989年回到臺灣之後所進行的思想及行動。當時不論在西方或臺灣的戰後，都有一股不滿及悲觀的情緒在高漲，它被化為一種動力，讓藝術漸漸從純粹的精神性轉向對現實社會、政治、性別、身體、身份的關注和批判，而美國整體也在消費文化、資本主義的影響下，催生著現代藝術（普普藝術、觀念藝術、低限藝術等）的發生；臺灣則是在脫離殖民枷鎖、解嚴後發聲的狀態下，竄動著「主體意識」的追尋，尤其當時的高雄，先有由洪根深為發起人，李俊賢、陳水財等人為成員，於1985年創刊的《藝術界》，1987年洪根深等人又創立「高雄現代畫學會」，是解嚴後高雄第一個立案的藝術團體(註3)。而不論以何種媒介來促成藝術的發展，大家都是帶有強烈的地方文化意識共同催生執行，李俊賢就是渲染在這兩種飽滿的情境下，對自身文化有敏銳的反省，他挖掘的是臺灣主體意識本該就擁有的多元樣貌，而非因權力所塑造的單一面相。

如1991年，李俊賢因擔任現代畫會學會會長，將發行的單張會訊改版為可翻閱的小冊，在「高雄現代畫學會會訊編輯企劃案」中談「風格與定位之背景條件」寫下：「台灣媒體中心集中在台北，由台北城市風格自衍生的『雅痞』、『仕紳』風格已成為台灣大、小媒體風格的固定模式，而『雅痞』、『仕紳』風格事實上無法涵蓋台灣多元族群風貌」，(註4)更提到幾項理念，如本會風格依「立足高雄、放眼世界」，要以媒體的方式將「高雄地域之草莽邊陲特性」加以凝聚表現，且因會員成員背景、從事工作多樣的特性，亦可實現畫會「藝術社會化」之理念。而同年，他和陳水財、倪再沁、蘇志徹，共同創作長達近十年的《台灣計畫》，以田野踏調查的方式走訪、紀錄、描繪臺灣（1991台東計劃；1992苗栗計劃、澎湖計劃；1993花蓮計劃、南投計劃；1994雲林計劃、基隆計劃；1995彰化計劃、宜蘭計劃；1996嘉義計劃；1997屏東計劃；1999台南計劃；2000台灣計劃總結），亦是相當好的說明，李俊賢在《台灣計畫》中寫下：「我的土地參與則多半在印證、經營我的臺灣文化意識，......『臺灣感』是我至今一直在建構的。」，這些案例，也就是李俊賢所謂的「臺灣文化」或「臺灣感」，就是要打破以資本主義思維來排序對文化認同的框架，需要讓更多種聲音被聽到，如同回到「大南方」的概念：製造差異敘述、發掘忽略的聲音的態度(註5)。

因此，作為魚刺客「永遠的爐主」的李俊賢，就是在海產攤這樣一個場景，在很多藝術家不回家的夜晚，緊扣著「臺灣主體意識」的初衷，且是將這個「臺灣」置入歷史脈絡、超越地方、跨越島嶼的思維裡進行(註6)，聊出了「魚刺客」正式的身份。(註7)同時這個身份也因臺灣「島嶼」的特性———在歷史中產生移民、遷徙、暫留等，以至於我們擁有的多元民族及文化樣貌的特色，都在魚刺客的身份裡被看見，也當以每一位成員都有「海島、海民、海洋」的理念來創作，並回應的是臺灣以及從這島嶼上望出去的大海為整個場域時，不僅僅是表現在媒材、題材上，還有過程中他們對土地及歷史的田野調查、身體力行的行動中，去展現藝術與社會之間最踏實也是最有力道的發聲。